肖文超 | 中东史研究的环境转向——评米哈伊尔《奥斯曼的树下：奥斯曼帝国、埃及与环境史》

中东史研究的环境转向

——评米哈伊尔《奥斯曼的树下：奥斯曼帝国、埃及与环境史》

肖文超

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近年来，中东史研究出现了一种新趋向，开始注重用环境史视角考察帝国兴衰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由此，开启了学界所谓的中东史研究的“环境转向”阶段，并涌现出众多中东环境史研究的相关论著。事实上，中东史研究的环境转向并不是一股知识潮流，而是一种方法论上的重要转变，将会影响到学界对中东史的理解与重构。

在中东环境史研究兴起的过程中，以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艾伦·米哈伊尔（Alan Mikhail）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历史学家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米哈伊尔在当前中东环境史研究领域享有较高的声誉，不仅因为他拥有丰富的环境史研究成果，更主要源于他率先将环境史理论与方法引入中东史研究。这不仅打破了传统中东史研究以政治、军事和精英为中心的传统民族国家叙事模式，而且拓宽了近现代中东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对新时期中东史的书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奥斯曼的树下：奥斯曼帝国、埃及与环境史》（以下简称《奥斯曼的树下》）一书是米哈伊尔近年来从事中东环境史研究的一部开拓性著作。历史学家丹尼尔·斯托兹甚至称该书为“过去十年来中东环境史研究取得显著成就以来最杰出的著作之一”。透过该书，读者不仅可以追溯奥斯曼埃及自然环境变迁与政治权力的密切关系，而且能够管窥米哈伊尔的环境史观及其为推动中东环境史研究所作的理论贡献，为学界进一步深入探索中东环境史提供更多的经验和启示。

一

历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曾指出，“近东和俄罗斯是目前环境史文献涉及最少的两个地理区域，每一个区域都可以提供给具备语言和技巧之学者极大的机会。”作为对约翰·麦克尼尔的回应，近年来环境史正成为中东史研究中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中东环境史致力于研究和追溯生态环境变化与中东历史变革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实上，早在环境史概念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对中东环境与社会进行过零散的研究。史前史学家通过沉积物和孢粉分析重建了该区域自然和人为的景观变化；古典考古学家则通过考古和实地调查重建了中东地区的人口、定居、农业、地貌侵蚀等要素。此外，自希罗多德以来，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就已经对尼罗河、两河流域河谷等核心区域地理特征的影响，以及该地区游牧民族的生态进行过调查。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历史学家们进一步关注中东地区的人口、疾病、土地利用等问题。

20世纪90年代，随着环境史成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传统中东史研究迎来了新机遇。环境史是一门研究人类与所处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探讨环境变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以及人类对周围环境利用、感知、管理和保护的学科。环境史全新的书写与叙事范式吸引了一批历史学家的注意。他们试图在中东历史研究中引入这一新颖的研究方法，从而打破以传统民族国家叙事为主导的研究模式。这一时期也可以称为中东环境史研究的肇始阶段。

尽管历史学家试图将环境史引入中东研究，但在早期他们更多地集中于对中东边缘地带地中海环境史的研究。如，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阿诺德·格罗夫和奥利弗·拉克姆合著的《欧洲地中海世界的自然》、佩里克林·霍登与尼古拉斯·柏塞尔合著的《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等著作都致力于书写地中海世界的自然与环境。

相比之下，中东区域环境史研究整体进步迟缓，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方面，源于部分历史学家的语言障碍问题——不通晓中东国家和民族的语言，以及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不足；另一方面，则源于受过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等小语种训练的历史学家们更倾向于研究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这些都致使中东环境史研究受到排挤并趋向边缘化。整个20世纪90年代，真正代表中东环境史研究成果的仅有理查德·布里特的《骆驼与车轮》、彼得·克里斯滕森的《伊朗舍赫尔的衰落：公元前500至公元1500年中东历史上的灌溉与环境》等少数著作。

进入21世纪之后，中东环境史研究进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一批青年历史学家正在积极推动中东环境史研究的成长，他们一致认为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充满活力，并为此而坚持。以美国为例，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乔治城大学的一批青年历史学家对中东环境史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取得一批富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米哈伊尔是这一批青年历史学家中的杰出代表。2001年，他在莱斯大学历史与化学系获得学士学位。2008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奥斯曼埃及的自然：灌溉、环境和18世纪的官僚主义》，于2009年获得中东研究北美分会的马尔科姆·克尔（Malcolm H.Kerr）博士论文奖。2008—2010年，米哈伊尔在斯坦福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2010年入职耶鲁大学，专职从事奥斯曼帝国史与环境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米哈伊尔在中东环境史研究领域成果丰硕，目前撰写或主编中东环境史著作四部，相关论文三十余篇，在全球环境史学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米哈伊尔的四部代表性著作分别是《奥斯曼埃及的自然与帝国》《沙中之水：中东和北非的环境史》《奥斯曼埃及的动物》和《奥斯曼的树下》（2017年）。其中，《奥斯曼的树下》被认为是当前中东环境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一部理论性著作。该书的核心观点包括：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中央权力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1517年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后，埃及成为帝国最重要的一个省份，是整个奥斯曼帝国统治和经济体系的中心；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些危及帝国稳定性和持久性的重大威胁主要来自埃及，而这些威胁奥斯曼帝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的不稳定性因素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和冲突引发的。在奥斯曼帝国这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内，人类、动物、植物、尼罗河、泥沙、洋流、细菌等所有元素都相互联系，并相互依赖，这些环境元素作为历史的演绎者，深刻地塑造了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埃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二

按主题布局与叙事是《奥斯曼的树下》一书重要的特征之一。通过本书，读者可以全面了解晚期奥斯曼帝国埃及的环境故事，不仅包括埃及农民、农村精英、地方官员和工程师的故事，也包括水、家畜、泥土的故事。从内容结构来看，全书分水、劳动、动物和自然元素四大主题十个章节。

引言部分，米哈伊尔解释了写作本书的主要背景、原因和方法。作者提到，写作本书与全球环境史研究中的区域不平衡有关。在中东史研究中，环境史研究被认为是一个大漏洞。米哈伊尔认为要把政治主权和自然资源管理联系起来，否则就不能充分理解奥斯曼帝国。为此，他试图将人类与更广泛的环境联系起来，包括动物、流行病和气候事件等。在本书的每一部分，米哈伊尔都从环境史的角度对奥斯曼帝国进行解读，并将新的环境主题融入到他对奥斯曼帝国历史进程的阐释中。

第一部分主题是水，阐释了尼罗河的灌溉政治与权力关系。在第1—3章中，作者阐释了对当地灌溉问题的重要见解。他提到由于埃及是帝国农业的主要来源，灌溉被认为是奥斯曼帝国政府最关心的安全问题之一。地方知识被认为在帝国管理尼罗河过程中体现出了很高的价值。此外，在这三章中，作者还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农民在近代早期尼罗河水源管理中扮演关键角色；与后期的灌溉工程相比，17—18世纪的灌溉工程都是小规模的；像法尤姆（Fayyum）这样的小型绿洲成为整个奥斯曼帝国和每年向朝圣者提供粮食的关键地区。此外，米哈伊尔还详细解释了水源管理对政治权力的本质影响。他认为，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埃及灌溉并没有产生所谓“东方专制主义”，而是赋予了当地社区一定程度的自治和权力。

第二部分主题是劳动，主要论述了劳动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变迁。本部分主要阐释了奥斯曼帝国晚期埃及劳动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变化，解释了强迫劳动、环境剥夺、榨取经济和人口流动在18世纪末出现的原因和发展过程，以及从近代早期到今天埃及农村劳动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变迁。米哈伊尔认为，与近代早期埃及农村相比，在19和20世纪，强迫劳动、大规模和有害的环境开发、攫取型经济和人口流动反映了人类与环境关系的主要特征。其中，资源开采、商业化和国家建设等被认为是影响和改变农村劳动力与环境关系的主要因素。这种对自然的剥削方式，被认为是对西方现代化的模仿，损耗了巨大的人力和非人力成本。

第三部分聚焦动物主题，强调动物作为财产、资本和劳动力的角色。第六章详述了动物在近代早期奥斯曼埃及经济中的作用。米哈伊尔认为，奥斯曼埃及的历史是以动物的财产角色作为中心的，甚至在早期近代世界，都不能轻视动物在那段历史中的重要角色。作为一个近代早期的农业帝国，其所需的能量和税收几乎完全依赖粮食种植，奥斯曼帝国又是一个严重依赖人和动物劳动来种植庄稼的政体。动物不仅为埃及农民提供了能量，也养活了整个帝国。第七章解释了在疾病、饥荒、干旱等全球和局部因素影响农业经济变化的背景下，人类如何取代了动物。虽然动物的价值是根据其劳动潜力来衡量的，但人类最终在新能源体制中取代了它们。米哈伊尔认为，18世纪末土地取代动物成为财富的基础，农民开始取代动物，并且土地和农民都在少数精英的控制之下。

第四部分，分析了其他非人类物质（谷物、木材、病原体和二氧化硫）在中东历史塑造中的作用，重点解释了食物、瘟疫和气候之间的密切关系。本部分标题为“自然元素”，意在提醒读者注意大自然的力量。在作者的视野中，这些自然元素甚至比帝国官僚、埃及农民、战争、素丹和全球商品价格更重要。尽管这种方法有“环境决定论”的风险，但米哈伊尔在他的历史叙述中找到了平衡。在第八章，作者将安纳托利亚的森林与埃及生产的食物联系起来，并概述了“谷物运输需要船，船需要木头来制作”的故事。这也说明当时的森林是受公共利益支配的，而不是由私人利益支配的。在本章中，米哈伊尔还详细介绍了木材运输的线路：森林—亚历山大港—布拉克。整个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奥斯曼帝国的权力需要自然资源支持其经济体系，以及它是如何控制经济循环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鼠疫被认为是当时社会经济体系中的自然因素。在第九章，作者探讨了1783年冰岛火山爆发产生的放射性尘降物是如何影响埃及和整个奥斯曼帝国生态系统的。米哈伊尔将冰岛与奥斯曼埃及两个跨区域的地方联系起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佳的案例来说明气候变化中的一个小事件所产生的全球性物质和政治影响。

事实上，米哈伊尔在书写上述四大主题时融入了环境史研究中的生态史观与整体史观。换句话说，生态史观与整体史观是指导本书写作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在书中，作者没有简单地把帝国的省或民族国家的空间作为一个有边界的、封闭的分析单位，而是将奥斯曼帝国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内，水、劳动、动物、其他非人类物质都是重要的构成元素，这些元素之间相互依赖并相互联系。通过它们不仅可以揭示奥斯曼帝国复杂的历史进程，而且可以揭示资源、人、思想、动物和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米哈伊尔认为，只有将这些元素纳入奥斯曼帝国生态系统的分析框架，才能正确理解奥斯曼帝国的历史。

需要指出的是，《奥斯曼的树下》一书中的研究内容并非首次面向读者。其中涉及的气候、疾病、能源、动物等议题，在米哈伊尔的其他专著或论文中都或多或少的出现过。例如，《奥斯曼埃及的自然与帝国》一书主要关注埃及农村的灌溉政治，以及围绕尼罗河对奥斯曼埃及的灌溉而建立的资源是如何影响埃及乃至整个帝国的统治；《奥斯曼埃及的动物》一书以人与动物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为视角，分析近代早期和19世纪埃及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形态；《奥斯曼冰岛：一部气候史》一文则将1783年冰岛拉基火山爆发和奥斯曼埃及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联系起来。灌溉、人与动物的关系、拉基火山爆发等主题在本书中都是重点研究对象。除水和动物外，《奥斯曼的树下》一书还涉及疾病、劳动、经济转型、食物、木材等诸多议题。与早期研究成果不同的是，《奥斯曼的树下》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这些主题，而是对之前研究主题的更新、扩展和完善，更多的融入了米哈伊尔对这些议题新的理论思考。

三

《奥斯曼的树下》一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环境历史》（Environment History）、《环境历史评论》（Environment History Review）、《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等国际史学权威杂志都刊发了精彩书评，肯定其对中东史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哈佛大学教授罗杰·欧文（Roger Owen）甚至宣称：“这无疑是一部奥斯曼环境史研究中最好的作品，米哈伊尔以尽可能全面的方式将中东纳入全球版图。”相比于萨姆·怀特的《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气候异变》、托比·琼斯的《沙漠王国：石油和水如何塑造了现代沙特》及努赫特·瓦尔力克的《近代早期地中海世界的瘟疫与帝国:1374—1600年奥斯曼的经验》三部中东环境史著作而言，本书在叙事架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史料运用方面都呈现出自身的特色。

第一，生态隐喻叙事与拼图式的逻辑架构。奥斯曼帝国环境史就像一个由数千块碎片组成的拼图，包括海洋、湖泊、河流、山脉、森林、草原、沙漠、城镇、村庄、人和动物。有些碎片已经存在，但仍有许多缺失；有些碎片很清楚，但有些需要重建。环境史家的任务就是把画面的各个部分拼凑起来。如何将这些碎片有机组织起来，使其具有连贯性和整体性考验着米哈伊尔的智慧。米哈伊尔在本书中设计出独特的叙事和内容架构。首先，他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揭示事件背后的生态隐喻，使本书有了更高的立论起点。《奥斯曼的树下》开篇提到奥斯曼帝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个梦。在这个梦中，创始人奥斯曼梦见一棵树从他的肚脐中发芽长大，进而蔓延到整个世界。近代早期奥斯曼人经常用这个神话来歌颂帝国的崛起。作者用故事背后的生态隐喻强调环境在奥斯曼历史中的核心作用。米哈伊尔认为这个故事的叙事弧线是生态的，树木、水、月球能源、山脉、花园等都是影响帝国政治权力起源的因素。其次，他采用了拼图式的主题架构。米哈伊尔用水、劳动、动物和其他自然元素四大主题来架构全书的逻辑并组织文本叙事，可以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尽管每章讲述的故事看似零散，但各个主题之间都有密切联系，丝丝入扣，每一部分都是对前一部分的补充，并共同服务于“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这样一个中心。这样的叙事和书写方法，不仅构思新颖，逻辑清晰，立意深刻，而且更易于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第二，突出埃及在中东环境史中的重要地位。在米哈伊尔众多的环境史论著中，无论是《奥斯曼的树下》《奥斯曼埃及的动物》，还是《奥斯曼埃及的自然和帝国》，基本都是以埃及为叙述中心。在中东环境史研究中，作者为何突出强调埃及的地位呢？米哈伊尔认为，“除了在奥斯曼帝国中处于中心地位之外，埃及还是理解生态环境在政治中发挥作用的完美案例。这包括埃及对尼罗河的依赖，其丰富的农业历史，以及它在两大洋和两大洲之间的地理位置。尽管如此，除了‘埃及是尼罗河的恩赐’这样简单陈述外，埃及人与尼罗河及其环境之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史还有待深入了解。”

第三，内容书写凸显全球史观。全球史观追求的整体性和跨区域交流与互动在本书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尽管米哈伊尔书写的重点是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埃及，但从全书内容来看，作者始终将其纳入全球版图。为了让读者理解埃及和它在帝国中的重要地位，米哈伊尔将本书叙事范围跨越整个帝国本身——到达安纳托利亚的森林、伊斯坦布尔、北非和萨洛尼卡的粮食市场、阿拉伯半岛的红海港口。甚至在某些章节中，环境叙事超出了帝国范围——沿着尼罗河，到达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乃至印度和冰岛等更远的地方。米哈伊尔将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本地微观生态系统进行分析时，也没有忽视将其作为宏观全球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讨论。例如，1783年冰岛拉基火山的爆发最终导致埃及人死于饥饿事件。拉基火山爆发引发了未来数年的全球气候变化，导致埃及农村的干旱和饥荒，并迅速演变为经济和政治危机。作者将环境史注重的区域研究与全球史观进行结合的叙事方法，为读者进一步理解全球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地位及其全球影响力开辟了新视角。

第四，多语种档案实证研究。发掘和利用多语种档案史料实证研究是该书在史料运用上的重要创新。作为一名年轻的历史学家，米哈伊尔具有卓越的多国语言基础——他精通阿拉伯语，也能熟练运用奥斯曼土耳其语、现代土耳其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这种语言上的卓越优势，不仅扫清了米哈伊尔在文献阅读上的障碍，而且为其寻找更多的多语种档案史料提供了便利。相比于其他已经出版的环境史论著中普遍采用二手文献的情况，本书综合运用了奥斯曼帝国政府档案和大英帝国外交部、枢密院（Privy Council）、开罗等相关政府机构的阿拉伯语档案资源。米哈伊尔指出，中东地区可以为追溯几个世纪以来的环境变化、景观变迁和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提供丰富的资源。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查阅了大量奥斯曼土耳其、埃及、英国的法庭记录和其他主要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源也成为支撑《奥斯曼的树下》一书内容和观点的主要论据。米哈伊尔对多语种档案的发掘与运用，不仅驳斥了一些论者所谓的中东环境史研究缺乏资料的错误说法，而且有效弥补了环境史研究中档案史料发掘和运用的不足，为中东环境史研究提供了范式。

四

通过本书，读者除了可以通过环境史视角透视奥斯曼帝国历史进程中自然和权力的密切联系以外，亦可以从中管窥米哈伊尔为推动中东环境史研究作出的一些开创性贡献。

（一）强调中东在全球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米哈伊尔在本书序言中明确指出，中东环境史书写的缺失是全球环境史研究中的一大漏洞。同时，环境史也是目前中东研究领域的大漏洞，需要重视中东在全球环境史上的重要地位。米哈伊尔认为，中东地区拥有多元的文明传统和悠久的生物多样性历史，在全球经济、政治和生态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这将为中东环境史研究提供更多的空间。此外，来自各个地区和各个时期的大量原始资料，也将会为进一步拓展中东环境史提供丰富的史料。事实上，米哈伊尔的这些论点回答了加强中东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问题，对未来中东环境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具有切实指导意义。

（二）破除了“中心—边缘”的传统历史叙事模式。长期以来学界书写奥斯曼帝国史基本遵循“中心—边缘”的叙事模式，更多关注其政治、经济、技术发展问题。无论土耳其学者瑟夫科特·帕慕克的《奥斯曼帝国货币史》、林佳世子的《奥斯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卡罗琳·芬克尔的《奥斯曼帝国，1299—1923》、西恩·麦克米金的《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还是王三义的《帝国之衰：奥斯曼帝国史六论》等都难以脱离这种书写范式的影响。

米哈伊尔则成功地将生态学、地理学、人类学、气候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融入奥斯曼帝国史研究中，实现了环境史与中东史研究的深度融合，为深化近现代中东史研究开辟了新空间。本书从环境史视角关注埃及的自然、社会与奥斯曼中央政府的关系，修正了对奥斯曼帝国各省之间关系的局限性认识，重新解释奥斯曼帝国自然和权力之间的联系，破除了长期主导奥斯曼帝国史学研究的“中心—边缘”模式，重构学界对19世纪早期奥斯曼埃及的政治、技术、经济发展和相关“学术争论”的理解与认识。可以说，《奥斯曼的树下》不仅是一部环境史书，也是一部对奥斯曼帝国后期埃及行政和社会经济进行全新释读的著作。诚如作者所言：“本书将环境史作为一种解释和方法论工具，将为理解中东历史提供一个新的全球性视角；同时，它还为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环境史书写提供模板。”

（三）修正关于中东历史的传统认识。在中东，人类与环境互动的悠久记录使环境史家有足够多的机会就中东历史中一些长期争论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米哈伊尔在本书中就成功挑战了中东史上具有持久影响的诸多假设，强调了动物和环境因素对近代奥斯曼帝国农业社会的影响。最典型的是其运用环境史实对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批判。魏特夫被称为“治水社会”理论的创始人。他关注的东方专制政府的一些案例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谷。东方专制主义核心观点认为，“东方专制这种社会形态主要起源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这类地区，只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方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地和有效地维持下去。这样的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力领导。要有效的管理这些工程，必需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网的人总是巧妙的准备行使最高政治权力，于是便产生了专制君主以及东方专制主义。”然而，米哈伊尔通过魏特夫涉及的案例，运用环境史的方法成功地挑战了他的观点。米哈伊尔在本书第一章灌溉政治主题的书写时，通过考察魏特夫没有使用的文献后指出，魏特夫声称的素丹、皇帝和国王并不是灌溉工程网络的控制者，相反，受剥削的农民才是真正控制大型灌溉网络日常运作和维护的人。通过批判魏特夫的东方专制理论，米哈伊尔进而指出，环境史是中东史研究的一种非常实用的新方法。环境视角不仅有助于解决中东史学中的一些棘手问题，而且可以让其他非人类和非动物行为体在中东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得以充分体现，修正我们对传统中东史研究中一些有争议的看法。

（四）阐释了奥斯曼埃及环境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环境与经济是息息相关的。人们通过生产、交换及消费同自然发生联系，并以生产和分配为基础形成种种社会关系。而围绕经济活动形成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恰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在《奥斯曼的树下》一书中，作者深度阐释了影响奥斯曼埃及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因素。米哈伊尔将埃及的经济发展置于帝国的生态系统中进行考察。米哈伊尔认为埃及经济的发展受到帝国生态环境和政治变革的深刻影响。在这个生态系统内，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动物在农业经济中被替代，以及火山爆发、小冰期等极端气候现象都会影响其经济的发展。同样，在奥斯曼埃及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机械模仿，对自然资源过度掠夺、强迫劳动、商业化等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进而影响其自身经济的长远发展。纵观本书，米哈伊尔从环境史视角对埃及经济发展的阐释，实现了环境史与经济学之间的有机融合，这也为进一步探讨中东地区人类经济活动与环境互动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范式。

（五）指明中东环境史研究中可以拓展的新领域。《奥斯曼的树下》虽然着眼于奥斯曼帝国的埃及省，内容上也仅探索了中东环境历史的一小部分，但从地理空间与研究主题上看，该区域仍然有大量研究领域有待历史学家继续探索。作者在书中也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性别、污染、族群与环境、科学与自然、殖民主义与环境、战争对环境的影响、石油以外资源的开采、各种环境思想在中东的传播，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可能会成为中东环境史学研究的新起点。

此外，米哈伊尔还提到中东人口的异质性和丰富的文化地理条件，也为环境历史学家研究在同一自然空间和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群体如何思考、耕作和生活提供了机会。例如，土耳其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伊朗人和其他社团虽然共享相同的河流、山脉和平原，但各族群之间在获取环境资源或环境操纵技术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每一个群体在思考和共享环境互动方面有何独特和相似之处？不同文化和宗教团体参与大自然的方式有何不同？米哈伊尔提出的这些疑问和相关探索有助于拓展中东环境史研究的空间，进一步丰富中东环境史研究的主题。

米哈伊尔通过严谨的论证、清晰的逻辑架构和敏锐的观察，使得《奥斯曼的树下》一书成为当前中东环境史研究领域具有重要价值的一部学术专著。作者不仅为18世纪的埃及社会形塑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肖像画，而且对埃及乡村生活也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和描述。最重要的是，本书是一部建立在环境史新视角基础上，视野宏大、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富有启发性的开拓性著作。该书的出版不仅弥补了当前中东环境史研究的不足，批判了传统中东史研究对环境主题的忽视，而且填补了中东环境史理论研究的一些空白，折射出当前中东环境史研究的新趋势和新观点，为进一步推进中东环境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奥斯曼的树下》一书为拓展中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有助于激发学者们进一步探索中东环境史的兴趣。中东环境史是一个开放的、新兴且正在发展中的研究领域。尽管该书仅关注埃及，没有过多关注其他奥斯曼省份，提出了一些尚有争议的观点，但这并不影响其在中东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最后，需要补充的是，该书内容丰富，可读性强，具有重要的学术引领与导向价值，既可以作为历史学家拓展中东环境史研究的重要范本，也可以作为年轻学者入门的启蒙读物，这也是米哈伊尔写作本书的意图所在。诚如米哈伊尔所说：“在过去十年里，我和一小群其他中东历史学家一直致力于将生态学的方法引入中东史，并向其他研究领域的环境史学家展示中东在世界环境史上的地位。《奥斯曼的树下》将我对中东环境历史的一些主要想法汇编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可理解和全面的方法论解释。我希望它能成为推动中东环境史研究的启蒙读本。”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注释从略

《史学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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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网址:

sxllyj.ajcass.org

[美]阿兰·米哈伊尔  著白贤达  译

定价：98.00元

东方出版中心

ISBN：9787547322635

内容简介

在奥斯曼帝国的创始人奥斯曼的梦境中，一棵树从他的肚脐中发芽。随着巨树的生长，其阴影遮蔽了世界，正如帝国的版图也曾覆盖亚欧非三大洲。这一神话广为流传，揭示出奥斯曼帝国留给后人的独特历史遗产：其史诗性历史的每一个方面的基础都是对自然资源的成功管理。

奥斯曼帝国多变的自然环境被全球贸易、气候波动和流行疾病所形塑，并反过来影响着这些因素。从埃及运河中的淤泥到安纳托利亚的树梢，米哈伊尔的目光扫过奥斯曼帝国的土地，并试图探讨中东环境史的几大议题：自然资源管理、气候变迁、人力与畜力使用、水资源控制、疾病和政治。《奥斯曼的树下》将传统的奥斯曼帝国史研究和近年来流行的环境史等新的史学研究范式相结合，为过去五百年的中东历史提供了大胆的新解释。

作者简介

作者阿兰•米哈伊尔（Alan Mikhail），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研究领域为中东史，尤其是奥斯曼帝国史和近现代埃及史，著有《奥斯曼埃及的动物》《奥斯曼之影》等。

译者白贤达，北京大学化学系学士、英语语言文学硕士 ，相信文字仍能成为我们望向他人的窗口。

编辑推荐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推崇：“米哈伊尔是一位富有独创性和创造力的历史学家。”

⭐“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之后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美国历史评论》等学术期刊一致好评

⭐以环境史的视角解读奥斯曼帝国，为过去五个世纪的中东历史提供前所未有的深刻解析

⭐美国 《选择》2017年度杰出学术著作奖；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研究协会2018年M. 福阿德·柯普吕律图书奖

目录

前言：奥斯曼之树
简介：全球环境史视野下的中东
第一部分 水
第一章 灌溉工程
灌溉调研
灌溉与谈判艺术
结论
第二章 泥土之下的历史
泥土中的环境理念
河中岛屿
结论
第三章 淤泥与帝国
帝国之轮的轮圈
法尤姆的自然环境特征
卡路里帝国
地方王国，1727年
自然灾害与行政危机，1741—1746年
结论
第二部分 劳作
第四章 乡村劳动力
我们的劳动
给我干活！
结论
第五章 乡土专家
河流下游，1664年
工程之巨，1680年
专业知识，1705年
可靠之人，1709年
中间人，1713年
薪尽火传，1816年
结论
第三部分 动物
第六章 动物资产
奥斯曼埃及的动物经济阶序
牲畜的相对价值
动物性食物
动物劳力
对动物的渴求：欺诈与盗窃
行走中的动物
结论
第七章 野蛮力量
适者生存
动物消失之后
新时代的役畜
结论
第四部分 自然元素
第八章 食物和木材
运粮之船
造船之木
政府经济
帝国需要自然
结论
第九章 瘟疫与生态
1791年的瘟疫
洪灾之后，必有大疫
大疫之后，更有大荒
瘟疫时节
结论
第十章 埃及、冰岛和二氧化硫
冰岛火山
埃及之灾
结论
结语：帝国生态系统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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